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未如蒋介石所想。
“这种‘法治+统战’的双轮驱动，在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中彰显独特价值。”王冠华表示，九三学社新疆区委聚焦法治建设提交的30余件提案，涉及民族地区立法、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不少法律工作者通过政协平台建言献策，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等法规修订，让法治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遵循。
过上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期盼；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翻看“十四五”国家账本，“数”里行间可见政策力度、尽显民生温度。
得知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原定计划必须改变，9月20日，蒋介石即从南昌坐船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并召开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同时“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美国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也公布了新的反俄制裁方案，涉及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300多家公司、银行和数十名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3日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单边制裁贻害无穷，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造成人道惨剧，破坏产供链稳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制裁更是变本加厉。而这种乱舞制裁大棒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世界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头。
除了国际航线网络的短板，乌鲁木齐也缺乏国际顶级航司入驻。国泰航空凭借座舱、餐食、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建立起国际品牌形象，常年与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这样的顶级航司保持同一水准。通过国泰开航，乌鲁木齐有望在国际市场引起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