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我是读着许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亦师亦友，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学术界他是非常有地位的。
买玉华说：“今天，我们用手机一秒就能发一条消息，可别忘了，80 年前，这条消息的传递，靠的是一群人在风雪里走出的生命线。红色交通线的畅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误解，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优化调整的，应当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及时将更新后的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强化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数据信息共享。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发现本集体经济组织永久基本农田存在本条第二项所列情形的，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核实建议，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予以核实，经核实符合条件的，纳入调出范围。
李林曾面对满目疮痍的民族痛苦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十多年后，她以“战地干妈”的身份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到群众中去，苦恼就消失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28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一些欧洲领导人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提出“不现实”的要求。
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