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像在经营一家综合店，看这家店能给顾客带来什么服务”，亚细亚卓悦城企划总监刚云鹏说。2023年重新开业后，他们把商场天井的玻璃护栏边加上桌板，每层添上几百把凳子，就像剧院层层叠叠的看台。他们举办歌唱比赛，参赛的有大学生、外地游客，也有外卖员和退休大爷。为了搭上“粉丝经济”的便车，他们在商场内外都装上LED大屏，今天放这个明星的“剧宣会”海报，明天宣传那个“爱豆”的“粉丝音乐会”。
活动现场，红缨子“519”第七代高粱种的发布引发广泛关注。相较于前六代品种，这一新品种实现了三大突破，即生育期缩短至118天，株高降至210.1厘米，抗倒伏能力显著提升；亩产提升至367.55公斤，支链淀粉含量达99%，单宁含量降至1.37%。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指出，这一突破得益于分子育种技术的引入，使高粱更适配机械化收割，破解了农村劳动力短缺难题。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临平区绿色能源基础扎实，2024年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圈总产值占全市的19.2%。”在杭州市临平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戴劲看来，临平建设零碳园区有自己的优势，一是产业基础好，有一大批工业领域的制造型企业和生产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商；二是经济实力比较强，工业用能和居民生活用能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苏超”的现象级热度也激活了各地文旅体商消费，“赛事流量”不断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省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显示，“苏超”前六轮，线下监测的旅游、出行、餐饮、住宿、体育等五个场景合计实现服务营收379.6亿元，增长42.7%。
耿爽发言说，中方衷心希望所有幸存人质都能够得到善待并早日获得释放。加沙冲突延宕已近两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和破坏，给巴以双方的平民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今年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如果得到全面落实，原本有希望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和所有人质获释回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停火遭到打破，人质仍被扣押，苦难还在延续。
互联网时代，刷视频、看直播几乎成为每个人的日常刚需。直播、短视频内容让人眼花缭乱，给人一种通过网络可以得到一切的错觉。然而，线上再热闹，也无法代替人们对线下真实体验的需要。
从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在较长的时间内都依赖增量基础建设，带动了以扩大规模为默认选项的城市发展模式，并发展出与此相匹配的房地产等支柱产业。虽然这一模式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下已显得不合时宜。城市发展必须在思路上彻底摒弃对大拆大建和规模导向的路径依赖，转而关注人民的生活体验，通过城市更新和高效治理等存量优化方式来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完善生活功能。这一存量优化方向在中国经济更加强调内需的过程中尤为重要。这样的动力机制既可以通过对现有空间的关注和提质实现城市效率和安全性的提升，又能通过对空间的优化和更新撬动内需链，激活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作用，从而同时达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和内需提振的双重目标。针对这一目标，地方政府可积极探索如何在空间更新的项目中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协同推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的同步提升。例如，在城中村和城市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过程中，从外观到管网，从形象到安全，我们应该结合市场参与，探索出一套城市开发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