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的线索，是摸清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关键。百余年来，对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其中面向大众深入而系统讲述敦煌文物流失情况的成果并不多见。《文物》一书采用“以人叙事”的方法，以事件中的具体人物为线索，将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复杂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故事，再配以大量的文物图版与线描图，使抽象的文献变得具体而形象。该书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谈起，依次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对敦煌文物的劫掠并至其流失海外的历史进行了客观梳理，重点关注这些文物在海外辗转流传的脉络，各国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收藏情况、整理编目、主要内容及研究价值、保存现状等。这些线索头绪繁多，内容庞杂，而给读者一个既脉络清晰又内容丰富的叙述，正是《文物》有别于同类著作的成功之处。
孙梅君介绍，“十四五”期间，海关总署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反制霸凌行径，“朋友圈”越来越大，贸易多元化之路越走越宽广。“十四五”以来，海关总署对外签署合作文件519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2024年我国与共建伙伴进出口达到了22万亿元，占比超过了一半，与东盟、拉美、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年均增长10%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157个国家(地区)前三大贸易伙伴。国际合作共赢新优势更加凸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加彰显。
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有效震慑和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有力推进了反洗钱工作，彰显了司法机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刚刚过去的周末，“苏超”无赛事，但江苏多地高标准组织开展的业余足球赛热力四射：扬州市城市足球联赛（扬超）揭幕，36支代表队分组厮杀；首届昆山企业足球联赛（企超）完成第二轮、第三轮；“无锡杯”足球联赛（锡超）结束休赛期，进入常规赛第二阶段……
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密集出台专项政策，为中国游戏“出海”按下加速键。如北京拟在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内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建立出口游戏国内上线等审批便捷通道，提供“出海”咨询、中介等相关服务。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第二种是基于多孔板的技术，通过自动化设备将细胞分选到微小的孔板中。这比单管法有进步，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实验通量和工作量的改善有限。
今年以来，南城街街道高标准建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创新推行“接诉即办+警网融合+致和调解”治理模式。中心整合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等常驻单位，妇联、城建、市场监管等关联部门动态轮驻，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诉求全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