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中流砥柱的力量，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以坚决抗战的行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战斗力，如同沉沉暗夜中破晓的光束，点亮了包括李林在内无数苦苦求索的华侨赤子心中的希望。于是，她和无数个“他们”一样，义无反顾追随这束光，将热血与青春写进“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壮烈诗篇。
我想谈的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所谓的网红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来谈可以谈很多。网红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类人，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评判体系是学院性的，通过学术、知识、体制或者同行评议，来评判你的价值。可是今天这个体系更多变成了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趟伐牢”的。更关键的是，其中涉及权力问题。知识分子其实很渴望权力，不是说政治权力，人都无法摆脱权力的网络。这种权力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的播撒，他要发声。
严锋：我是读着许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亦师亦友，对我的影响很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学术界他是非常有地位的。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
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里面出现了很多非典型知识分子，不是过去意义上典型的以文字为中心，而是更多以视频、音频这样的方式出现，背后都需要有平台。今天你没有平台/大平台，你的声音就释放不出去。平台的基本的逻辑是流量，流量为王，所以谁掌握了流量密码，谁就拥有了钱。
这位曾参与香港回归祖国历程和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因公常驻香港近30年的港澳研究专家介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识到香港的特殊战略价值。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敌后战场，华南包括港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改由中央长江局管辖。周恩来分管港澳工作，显示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快速提升。
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2025年7月7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太行腹地的山西阳泉，驱车沿蜿蜒山路而上，走进狮脑山顶的百团大战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