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天津9月2日电 (记者 门睿)8月31日至9月1日，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行。多位上合组织国家华侨华人接受记者连线采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合作为地区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切实改变，期待本次峰会带来更多机遇，进一步推动地区发展繁荣，增进民众福祉。
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个个工业遗存焕新成为场景消费“新地标”。据测算，城市更新改造后的商业项目平均带动50%以上的消费增长。商业项目的增加也持续带动各类服务岗位就业数量明显增长。
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陆钢指出，目前，上合组织国家间前沿技术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加强国际合作有利于促进优势互补。在他看来，中国的AI发展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拥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和试验场景，在上合组织的AI合作中既是“源头”，又是“放大器”，能把中国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
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是推动城市高标准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的重要基础。过去一段时间，有的城市发展比较重视经济目标，而缺乏长效规划和治理运营，存在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比如，一些城市聚焦大广场、宽马路、高楼群等，产生了“半拉子工程”；一些城镇大拆大建，导致城镇文化特色逐渐消失，不利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应当看到，城市是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有机统一。坚持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加强精细化治理，能够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宜居性。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就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从更多重视前期建设转向更加重视治理投入。只有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韧性，才能真正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发展从物理空间扩张向社会功能优化的根本转型。这也是对城市建设者和治理者的政绩观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