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抗战地位，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愈发凸显。曹二宝指出，日军入侵香港当日，毛泽东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东南亚)和东江撤退。”开启了震撼世人的“秘密大营救”。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90%以上的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运送至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援助中国飞机985架、坦克83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枚。1940年，苏联援助中国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炮3000门、吉斯5型汽车500辆。1937年底至1940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人员方面的援助，其中派遣军事顾问140人、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买玉华说，卡车把汽油送到兰州，再转运前线。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在多个重大纪念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念出他们的英名。
曹二宝介绍，第二个机构是1938年6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宋庆龄以其卓越威望和海外人脉为敌后战场募集国际援助。香港当时是中国抗战物资的海外“输血管”，外国进口或援华物资约97%经香港运到内地。
严锋老师说流量即权力，我完全同意。当你拥有流量的时候，你也就拥有了一种主宰别人的权力，这毫无问题。最早是培根讲“知识即权力”，福柯后来从知识背后发现了一种权力控制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既有的全球经贸规则，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开放发展新模式，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提供了重要的集体韧性。这种集体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十二条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明确的战略性矿产，以及地热、矿泉水等不造成永久基本农田损毁的非战略性矿产，允许在永久基本农田上设立矿业权。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前已经设立的非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允许在原矿业权范围内办理延续变更等登记手续，已取得探矿权申请探矿权转采矿权的，允许在落实保护性开采措施前提下，采取井下方式开采。
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9.4%、50.3%和50.5%，比上月上升0.1、0.2和0.3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有所回升，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继续保持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