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住着楼房，水电暖气齐全，生活和城里一样方便。”说起家乡变化，梨园村村民刘红梅难掩欣喜。作为南城街街道重点打造的精品示范村，梨园村在完成新村建设后，今年又启动旧村改造，成为街道推动城乡公共资源一体化的生动缩影。
农业农村部派出3个由司局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7个科技小分队，赴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7省，指导各地做好抗旱准备和应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夏收夏播。
经查，段志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录用中违规为亲属谋利、为他人职务晋升谋利并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受让、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有医美机构在暑假专门推出针对中学生的“假期焕颜计划”，通过“暑期特惠”“学生认证享折扣”等营销策略吸引未成年人，还有医美机构声称可以绕过家长监护实施手术。有些未成年人才十五六岁，就是医美机构的常客，对美白针、肉毒素、玻尿酸等医美产品的功效如数家珍。
活动开幕后，现场进行了轮滑巡游。一组组轮滑选手穿梭在由柳州空压机厂结构车间改造而成的柳空文创园内，老旧的红砖墙与钢筋建筑交错呼应，选手融入现代工业风的街区，营造出人、赛、城自然相融、蓬勃竞发的意境。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8月22日，《科学》杂志发表了由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牵头建设的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合作完成的最新研究，介绍了一种全新的单细胞多组学技术 Stereo-cell，它可在一次实验中无偏、高通量地捕获从百到百万级的细胞，既能分析转录组（RNA），又能结合蛋白、细胞形态和位置等多模态信息，甚至适用于超大细胞和特殊形态的微结构。这一平台的核心是中国自主研发的“DNA纳米球（DNB）阵列芯片”，有望为生命科学研究、疾病诊断和药物开发提供新的基础工具。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