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Lina Khan讲了一个航空票价的例子，体现了新一代监控定价的危害。“假设你查看了一张飞往某地参加家庭婚礼的机票。该航空公司利用你设备上的定位数据，推断出你的家乡；再结合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内容，发现你计划旅行的时间，以及你搜索新餐厅或活动的记录——这些信息可能会让它们推断出你在准备婚礼相关的事情。”然后，航空公司可以用AI算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价格策略——对婚礼日期周围的航班提高价格，因为它知道你别无选择只能出行。
西安咸阳机场T5，与北京大兴机场、成都天府机场航站楼面积相当。三座机场中规模最小的兰州中川机场T3，面积也相当于上海虹桥机场两座航站楼之和。
“文物建筑保护不是普通的建筑工程，而是要深入开展研究的科研项目。”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副主任徐宽受访时表示，没有研究作为基础支撑，古建筑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很难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下去。古建队正加大全流程科研投入，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降转涨，上涨0.4%，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涨幅连续3个月扩大……从7月物价数据中，能够读出哪些积极信号？
清代所有商人都在同一个没有成文商法、税制紊乱、银铜并行的帝国环境中经营，但不同的商人对这套“体制”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有人靠它、有人避它、也有人玩转它。由此出现了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深度捆绑型。关文斌笔下的天津长芦盐商对国家政策高度依赖，其商业模式与“盐引”特许经营制度密切挂钩，导致其虽富却不自由。在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时，盐商首当其冲被征榨，堪称典型的“制度型利益群体”。第二种，边缘游离型。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笔下的四川自贡盐商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笔下福建四堡的民间印书业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往往在国家视线之外发展，不纳税、无监管、灵活自主，其市场行为更多依赖于自组织规则与熟人网络。这种“去国家化”的商业生态，使他们在国家干预加强（如厘金税实施）之前，能长时间享受市场自由。令人感慨的是，自贡盐商在18-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既无税也无监管，反而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第三种，套利服务型。梅爱莲（Andrea McElderry）笔下的上海钱庄，把混乱的银两成色差异和长途运现难题变成商机，靠兑换、汇兑业务致富；清廷对货币主权的放任反而成就了他们。
“工作中要善于抓‘两头’，一头抓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头抓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帮助其逐步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概括，揭示了“有为”之道。
七八月份的午后，酷暑难耐，驾校训练场的水泥地面被晒得滚烫。19岁的大学生方宣婕坐在教练车里，汗水不断从脸上流下，打湿了衣服。她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标线，按照教练“左打一圈”的指令转动方向盘。这个暑假，像方宣婕这样来驾校学车的大学生数量增多，驾校里随处可见他们年轻的身影。
互联网兴起后，在线旅游平台（如Expedia）通过追踪用户浏览记录、位置等隐私信息来推送定制价格。与此同时，“滴灌式定价”（drip pricing）让比价变得困难——购票过程中附加的座位、行李等额外费用被隐藏到最后一步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