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温女士已在西安找到了新工作,权衡之下选择放弃维权。“我也尝试过其他渠道,一个多月都在投诉和等回复中度过,仲裁的周期可能更漫长,为这几百元钱不值得。”
庐山抗战博物馆内,有两张展图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参加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周恩来”,另一张是“第二次庐山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在下榻的仙岩饭店前合影”。两张照片中的周恩来,皆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坚毅的眼神折射出实现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背后是中共对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诚意和缜密考量。面对蒋介石嗤之以鼻的冰冷态度和蛮横无理的强硬态度,中共谈判团仍不失风度,努力争取两党合作。透过历史的橱窗,我愤怒于蒋介石拎不清民族大义和党派小利;我鄙视国民党企图放弃工农力量、仅仅依靠士族门阀抗日;我更赞叹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博大胸襟与历史担当。
乌鲁木齐8月25日电 (陶拴科 韩玲)新疆阿勒泰首届山地草原音乐节23日在蒙克牧场拉开帷幕。此次音乐节融合音乐演出、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开幕当日吸引近5000名游客到场,线上观看人数近2万,呈现一场全方位的草原文化盛宴。
香港8月25日电 一连三日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保龄球中心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十五运会)群众比赛保龄球项目决赛24日顺利完成。
朱世龙是土生土长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街道龙井村人。学模具设计与制造的他,曾在装备制造企业工作,最终又回到村里,当起了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