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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美国政府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作为法律基础，宣布新一轮关税政策，针对重型卡车、家具及品牌药品全面提升关税。这一举措将相关进口产品定义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优先”贸易框架的延续和深化。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特朗普政府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关税壁垒，美国关税平均水平稳定在18%左右，达到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与此前常规加征关税的政策相比，本轮关税政策特别凸显了“强制制造业回流”的重要特点。以药品行业为例，美国将对国外进口的任何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但“正在美国建设其药品生产工厂”的国外品牌，可以享受豁免条件。

　　这种关税结构的设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保护主义逻辑。它并非旨在通过提高进口成本来使国内产品更具竞争力，而是通过设置一个“要么建厂，要么支付100%关税”的二元选择，直接干预和操纵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投资决策，其目标是促进资本和就业岗位的物理性回迁。

　　这一政府行为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已经被“武器化”。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产业政策工具，它向所有高科技和战略性行业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在美国境内建立实体制造基地。

　　仅从理论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存在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根据美国政府惯常的叙事逻辑，提升关税有利于削减其认为有害的贸易逆差，既可以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其投资回流，又可以打击报复“不公平”的外国贸易行为，在贸易谈判中创造交易筹码，还可以直接有效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为削减所得税提供财政支撑。

　　然而，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逻辑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研究机构的认同。西方经贸领域核心智库一致认为，关税政策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GDP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关税在本质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税收，将推高美国国内通胀，损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并降低家庭实际收入，其对制造业的提振效果与高昂的经济成本相比，得不偿失。

　　这种内在矛盾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一个连贯的经济战略，更像是一种粗暴的政治叙事，带有强烈的异想天开的成分。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究竟谁会从美国高关税政策中受益，依然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一般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代表了美国本土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然而，关税作为一种消费税，其负担主要由进口商支付，并最终以更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低收入家庭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其中许多是进口商品。与此同时，政府已明确将关税收入与所得税削减挂钩，主要受益者恰恰是高收入家庭和企业，因为他们是所得税的主要缴纳者。

　　因此，当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一个财政转移机制：关税的经济负担更多地落在中低收入阶层身上，而由此产生的税收减免的利益则主要流向富裕阶层。  

　　不得不说，特朗普政府在收割传统盟友利益方面表现得极为富有策略。美国政府的单边关税威胁，加上其愿意达成双边协议的姿态，成功瓦解了其传统盟友之间形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各国没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集体挑战美国，反而在美国谈判策略诱导下寻求各自的“求生之道”以保护本国经济。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使美国有效地打破了盟友的凝聚力，削弱了它们的集体谈判能力。

　　必须指出，在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政策体系中，盟友的经济安全根本不在其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即便最亲密的盟友也无法逃脱“上餐桌”的命运。美国政府的贸易战略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以“意识形态一致性”为原则的西方盟友体系已经步入了终局时期，大西洋关系、英美特殊关系、美日同盟关系等一系列维系西方盟友体系的核心支柱已经不复存在，一种全新的美国孤立主义政策取向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主导外交原则，这是西方阵营内部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二战后建构的世界贸易体系而言，美国政府2025年的关税政策走向并不是一种过去时常发生的偏离，当今美国政府竭力谋求通过单边行动和双边交易，拆解二战后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以一个以美国经济实力作为首要组织原则的“轴辐式”贸易网络代之，这将是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的必然政策方向。

　　因此，在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捍卫战后历史形成的以包容普惠为原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方向改革，是世界经济重回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高健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院中国论坛特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