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港”还将建设“聪明网”。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董事长陶成波介绍,宁波舟山港将从三个层面升级:在“物理层”强化公路、铁路、水陆无缝衔接,构建覆盖广泛、响应灵敏、服务灵活的物流网络;在“数字层”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云平台迭代,实现全球物流信息实时互通;在“生态层”构建现代物流生态体系,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信息标准“软联通”相互赋能。
如今,地利优势被重新定义。正在调试的岳阳港华容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地码头,坐落在长江黄金水道与北煤南运大动脉浩吉铁路交会点上,西北的煤炭由此可运抵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周边企业,运费降低不少,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通道畅,项目旺。随着电力储能、粮油仓储物流项目在华容落地,能源消费、现代物流等产业正成为当地新的增长点。
正如曹国兴所尝试的,当前我国的零碳园区主要还处在试点示范和推动的阶段,只有更多的企业、园区迈出第一步,才能逐步降低技术成本。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美好图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正是源于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人们有着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向往。山河破碎时,在暗夜中,在迷茫中,在各种救国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为一个民族点燃了一盏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
曲艺应如何对观众?平铺直叙,不是曲艺。曲艺人影响、打动观众的技巧、智慧、境界,都需要在“说真善美的理”和“巧妙演绎其理”之间寻求统一与协调。曲坛有这样一则轶事,20世纪60年代,评书名家傅太臣先生在济南说新书《铁道游击队》时,曾在散场后遭遇原书作者刘知侠对其增加“外插花”情节的质问。傅太臣不疾不徐地回答,此举不仅能够调动听书人的关注,还让剧情更加合理。了解到说书家充足的幕后功课,刘知侠拱手表示心悦诚服。曲艺的教化功能,必须将教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通过起伏跌宕、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合情合理的故事(表达)去呈现或实现。老百姓在愉悦、开心的同时,还能得到或增添“安于生活”“认识人性”“判断美丑”的知识、学养,这是他们在亲近曲艺过程中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唯有曲艺人对老百姓的生活、审美、情趣了如指掌并与之亲密无间,才能做足“书外书”的功课,满足他们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精神享受。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
在配电室和老食堂之间的空地上,滑板与地面碰撞发出清脆声响。一个滑板社群利用建筑间的空隙,改造出滑板场,不收费,滑手都可以来,旁边开设饮品店维持运营。这里的主理人介绍,滑板作为街头运动,并不只在纯粹空旷地带,而是会更多融入街区,“也希望和城市不同的群体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