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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11月，为解决财政危机，法国议会投票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将其转变为国有财产。政府收回教会财产以后，于1790年以教会资产作为支撑，发行“指券”。这一决定剥夺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履行其传统职责——帮助贫困人口——的财政来源。几个世纪以来，教会财产得益于教区成员的遗赠而积累起来。革命前，这些资产由神职人员管理，服务于农村社区。为了偿还“指券”，资产被出售，落入个人手中（资产阶级、农民、贵族，甚至神职人员），他们将其用于个人用途。因此，教区民众普遍感到被掠夺了，并认为政客应对此负责。1790年7月12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在年底生效，规定所有神父与公务员一样，要宣誓遵守宪法；1792年，法国法律规定，所有未宣誓效忠的、引发骚乱或经同一省份六人要求驱逐的神职人员，均应被驱逐出境，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被处以十年监禁。1793年旺代叛乱爆发后，3月18日的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任何被驱逐出境并被捕的神父均应处以死刑。
旺代叛军装备简陋，使用“老式猎枪、十字架、草叉和棍棒、长矛和镰刀”，其武器弹药的补给需要从共和军手中夺取——而且他们并非常备军，农民在战斗结束后会回家干农活。为了寻找具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起义者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后者通常是前波旁王朝的军官。例如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他曾是路易十六的侍卫，1792年离开巴黎，退居乡下庄园。据说，一位农民在1793年来找他，宣称邻近教区的居民们渴望加入起义，已经拿起武器，并且请求他担任他们的领袖。被任命为旺代天主教和皇家军队的总司令时，德·拉罗什雅克兰才刚满二十一岁。勒芒（Le Mans）战役失败后，他高呼：“我真希望战死沙场！”此后，他的行动愈加鲁莽，1794年1月在游击战中被打死。
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历史研究发生了变化。在“白军”和“蓝军”之外，出现了第三类作者。如法国的保罗·博伊斯（Paul Bois）、马塞尔·福舍（Marcel Faucheux）和查尔斯·蒂利。他们认为，这场起义的导火索并非1791年教士的民事宪法和1793年路易十六的处决，而是旺代地区长期的贫困。革命未能实现1789年三级会议里的承诺：旺代省的大多数人口是佃农，他们未能从废除封建权利中获益。虽然王国和贵族的财产被拍卖，但主要惠及资产阶级和商人。从那时起，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大规模征兵使青壮年人口聚集，成为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蒂利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和人力，首都巴黎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作为外省的旺代则被单方面无度索取。即使国家从封建时代进入共和时代，旺代农民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政府派发的税收和徭役激增，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旺代叛乱只是一个最为激烈的例子。然而，由于这类作者没有迎合“白军”的叙事，也被后者归为“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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