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踏入此地，而此时的黄河岸旁不再是漫天黄沙，取而代之的是茵茵绿草与连片植被，曾经的“阎王鼻子”，已然蝶变为守护黄河的生态屏障。
作为前述对话活动的策划者，李光辉表示，在世界经济低迷状况下，尤其是美国采取关税措施、单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对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保护自由贸易、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洛川县永乡镇的冯家村，本是个不起眼的村庄。1937年7月，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引燃了整个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民族情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纪念’二字，不能只写在墙上，得让它走进更多人的心里。”訾贵江说，抗战名将纪念馆开拓出了中小学研学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已经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北大附中香山学校共建基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实践地。正在上小学的冯源鑫，作为北京石景山亲子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每逢周末便化身“小小讲解员”，讲述抗日名将们保家卫国的故事。活动后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每一次活动都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些治沙实践，正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生动写照。“三北”工程研究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崔桂鹏介绍：“‘三北’防护林工程在我国西部、中部、东部部署了三大标志性战役，中部地区风沙形势严峻，所以主打‘防守型’生态防沙工程，核心就是通过大规模植被建设，阻挡流沙侵袭。”
1938年2月，毛泽民化名“周彬”，以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的身份开始了在新疆的工作。他以卓越的理财本领，使长期混乱不堪的新疆财政在较短时间内走上正轨，不仅为新疆各族民众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环境，也为全国坚持抗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支撑，有力支援了抗战前线。
“草原上的矛盾，得用草原人的真诚去化解。”乌拉特中旗司法局温更司法所所长乌兰，是牧民们信赖的“草原解铃人”。这位蒙古族女所长扎根基层多年，把调解工作做到嘎查牧户，把帮扶温暖送到特殊人群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