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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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负责审核环节的魏锋应当严格把关,但在明知蔡燕蒙造假的情况下,魏锋依然在相关材料上签了字,手中的权力成了他牟取私利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医生,我快被逼疯了!一到晚上睡觉,两条腿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爬,又麻又痒还酸胀,必须下床来回走才能好受点,可一躺下,那难受劲又立马回来了……”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里,45岁的张女士(化姓)红着眼眶,向接诊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高擎诉说着自己近一年的“噩梦”。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最新榜单显示,服务业“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加快,利润水平较快增长,经营效益结构性向好,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净利润分别增长至328.1万元和21.5万元,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新兴服务表现亮眼,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服务、金融、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商务服务等现代新兴服务业加速崛起,入围数量达到18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