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发展条件看，城市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对城市发展目标、形态、动能等产生约束和引导。当前，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左右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为此，我们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城市增量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从地方债务管理到财政金融举措等政策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城镇人口增长将逐步转向平台期，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增强城市发展新动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这也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助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内涵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当时我国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和前瞻布局。此后在地方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内涵式发展，比如，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要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2024年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创新城市治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等。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刘国胜说，鲁迅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来看中国抗战的。1933年9月，希特勒肆意散布法西斯理论，鲁迅指出，同为法西斯，“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后来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从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是可以修复的。
在这次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天津宣言，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4份成果文件。
根据美国CNBC网站梳理的数据，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华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左右降至去年的8.6%，中国市场盈利占通用汽车全部盈利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22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表示只在中国地区保留其旗下Jeep品牌的进口业务。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