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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雯说：“25年前的‘快乐就好’，是单纯天真、有点傻傻的快乐；而今天的‘快乐就好’，是在经历了生命的洗礼、走过了生死、参透了人生真谛后的觉醒，是一种从看透到放下，最终释怀的快乐。”(完)

　　先后两个高中生，两起情节几乎一模一样的被诱骗至境外电诈园区的案件，除了结果的万幸，也再次发出了强烈的警示，暑假期间，那些缺少大人看管甚至想“赚大钱”的高中生，已经成为境外电诈团伙诱骗的目标群体之一。胡宗兵在寻子阶段，就拦截了一名同样被所谓“高薪招聘”诈骗的男青年。

　　“包公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安徽包公研究中心主任许高彬的话，道出这份文化认同的根源——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精神内核，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标识。

忽必烈进征大理常被视为蒙古人当时有假道藏区先图大理而后再迂回包抄以捣袭南宋的图谋。李天鸣先生很早就已点出，“斡腹之谋”主要出现在南宋人的议论中。“斡腹”一词的流行始于南宋，时人多用以指称他们猜度中的蒙古军队欲迂回大理、包抄南宋的军事行动。该词也应是从南宋传入向来关注和熟悉“南国”军政事宜的北方士人圈内。兀良合台奉蒙哥谕旨从云南北上，相约次年正月会师长沙。这一军事部署被郝经称为“斡腹出大理”。到元中叶，这一计划又被非历史地追溯到忽必烈经略云南之时。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在许子东看来，中国人读外国文学有三层楼。第一层楼，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学，包括《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福尔摩斯》《飘》这样的作品；第二层楼，是被五四文学指引，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他们翻译了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果戈理、还有屠格涅夫等等，批判现实主义，重情节、讲究内容，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