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据介绍,广西师范大学通过就业意向调研、心理测评、辅导员访谈等方式对学生就业情况进行摸底,早启动、早预警,形成学业困难、经济困境、能力短板等维度帮扶“一本账”。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1-8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4.0%、15.5%和10.5%,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71.4%、19.4%和9.2%。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
“医生,我快被逼疯了!一到晚上睡觉,两条腿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爬,又麻又痒还酸胀,必须下床来回走才能好受点,可一躺下,那难受劲又立马回来了……”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里,45岁的张女士(化姓)红着眼眶,向接诊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高擎诉说着自己近一年的“噩梦”。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