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兴起后，在线旅游平台（如Expedia）通过追踪用户浏览记录、位置等隐私信息来推送定制价格。与此同时，“滴灌式定价”（drip pricing）让比价变得困难——购票过程中附加的座位、行李等额外费用被隐藏到最后一步才出现。
其次，以自贸试验区探索为抓手，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战略协同。具体包括：第一，以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功能，出台各细分领域《负面清单》，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区市场分割的隐性壁垒，实现各区域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协同。第三，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相关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为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实践。
在充满古意的山水、园林、街巷、游船中“入戏”，是年轻游客的最爱。在乌镇，穿着汉服撑船，衣袂随风飘荡，体验江南水乡的灵动风雅；在嘉峪关，拿着“通关文牒”走一遭，感受边塞诗人笔下的大漠孤烟、塞外风云；在西安，伴着大唐不夜城的璀璨灯海，沉醉于“长安夜未央”的浪漫与繁华。
兰州机场T1+T2面积8.9万平方米，去年吞吐量超过1700万人次，可以说不堪重负。乌鲁木齐机场T1+T2+T3面积18.48万平方米，需要承载超过2700万人次的吞吐量。
由此可见，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具体表现，同时兼具对内和对外两种属性，是连接“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拓展，更在于创新实践的升华。
本批消防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批准发布，将进一步推动消防产品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助力提升全社会消防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更科学的技术支撑。
首赛在广州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顺利举行，标志着南沙“边看海边看赛”的新地标正式启用。近万名球迷前来捧场，现场观众将看台变成一片热情的海洋，呐喊声与掌声此起彼伏，交织成独特的南沙节奏。
关文斌笔下的盐商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在权力结构与制度缝隙中寻求主动性的经济主体。天津盐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策略性：首先是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盐商通过举办诗会、园林雅集、收藏艺术品，盐商不仅获取了文化资本，更借此打通与官僚、士大夫的社交网络。查氏家族的例子尤其典型：其园林成为学人荟萃之地，甚至赢得乾隆帝亲临赐字，最终助推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巩固了其社会资本（第四章）。其次是以社会服务作为谈判筹码。天津盐商在防洪、修路、设粥厂、助学、组建民兵等方面大量投资，其背后既有儒家“仁义”精神的驱动，更有以此换取社会声望与官府信任的现实考量。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民兵的防御作用甚至获得国家正式授勋（第五章）。再次，政治诉求的渐进提升。进入晚清宪政改革时期，盐商不再满足于非正式的影响力，而是直接参与地方咨议局、省级代表会乃至全国性政治组织，要求与官员“平起平坐”地参与财政决策。这种政治诉求的增长也导致了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在王贤斌案中爆发为“清廷与盐商之间的生死战”（第六、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