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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伦堡审判纪念馆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纽伦堡审判纪念馆每年接待约16万名参观者。他们来到这里，实地参观并倾听曾经审判的过程，这让人们在历史教育中发现铭记历史的重要性。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8月16日，第2000列“丝路海运”海铁联运“天天班”从福建厦门国际物流港鸣笛启程，驶向江西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标志着厦门至南昌间这条跨山越海、联动闽赣的物流大动脉运营再上新台阶。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乘坐冲锋舟顶着风浪靠近滞留渔船，通过喊话安抚船员情绪，并协助他们穿戴救生装备。

　　以福州开往长沙南的G3336次列车为例，南昌西站是线路交会站，福州至南昌西为上行方向、南昌西至长沙南为下行方向。所以这趟列车从福州站始发时，车次为G3336次，当列车行驶至南昌西站时，车次会变更为G3333次，直至抵达长沙南站。

　　厘清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的线索，是摸清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关键。百余年来，对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其中面向大众深入而系统讲述敦煌文物流失情况的成果并不多见。《文物》一书采用“以人叙事”的方法，以事件中的具体人物为线索，将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复杂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故事，再配以大量的文物图版与线描图，使抽象的文献变得具体而形象。该书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谈起，依次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对敦煌文物的劫掠并至其流失海外的历史进行了客观梳理，重点关注这些文物在海外辗转流传的脉络，各国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收藏情况、整理编目、主要内容及研究价值、保存现状等。这些线索头绪繁多，内容庞杂，而给读者一个既脉络清晰又内容丰富的叙述，正是《文物》有别于同类著作的成功之处。

　　分析人士认为，曾经在涉日问题上表态强硬的李在明，打破惯例先访日，背后既有其从在野党领袖变成国家领导人的内政因素，也有与日本共同应对美国在关税和安全问题上施压的外交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未来仍将长期影响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