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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逐渐理解所谓‘文化交流’，是彼此倾听、相互理解，最终产生共鸣。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共同的‘根’与情怀，相聚于此。在这里，我们学习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责任；建立的不仅是友谊，更是未来的可能。”陈以铭说。

草原游牧民对于农业或城镇社会的了解有限，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不是直接统治农耕世界。但随着征服的深入，尤其是在经历对中亚地区的征战之后，蒙古人对于农耕定居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中亚突厥人群。突厥人群在中亚已积累起与沙漠绿洲农耕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虽然绿洲农业的规模和水平远不及中原汉地，相较于草原游牧人与中原巨型农耕社会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不太一样，但蒙古人应是从突厥人那里获得了经验。蒙古时代最早就是在中亚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对应突厥语词basqaq），这标志着蒙古人对征服诸地实施统治正式开启。尽管如此，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在面对巨型农业社会和超大规模人口时，仍显得有些生硬，“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

太祖成吉思汗和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汉语文献有异常丰富的叙述，“太祖辟国，金灭夏。世祖一统，乃屋宋社”。“洪惟国家太祖皇帝以干戈平定中夏，世祖皇帝以威德混一海内。”这类叙述显然都是在突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地位与作用，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历史叙述？因为大部分历史是由拖雷的后裔们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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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清：忽必烈是当时蒙古宗王中对中原汉地了解最为深切的一位。他身边所围绕的谋士以及他早年的关注点均与农耕定居社会关系密切，他对中原汉地以及南部中国相对已有较深的认识。蒙古灭宋与窝阔台死后汗位的争夺关联不大，蒙哥继位之后灭南宋变得明确，忽必烈也正在此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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