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半导体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格局，这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此举系出于一己之私，将出口管制工具化，将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博汇股份被要求补税5亿元，则是因为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被税务部门认定需要按照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博汇股份对此不认同，最终是否补税、如何补税等仍有待税企双方良性沟通。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陈纳德与飞虎队的故事，2000年，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对外开放。作为馆长，嘉兰惠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在美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发生在中国的史实，“我的外祖父直到1937年来到中国，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2007年4月，习近平同志调研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后，回顾自己从政以来的轨迹：“我一路走过的地方，都是当年鸦片战争中爱国志士英雄事迹的所在地，厦门有陈化成墓，浙江舟山有定海‘三总兵’雕塑，宝山是陈化成牺牲的地方”。
魔都和帝都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气质不一样。上海的知识精英比较生活化，也爱上海。北京的精英，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讲不是贬低北京，北京更大气，我喜欢北京人，不喜欢北京。我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