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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知识分子确实要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和语言。今天是多模态的时代，刚刚许老师说到播客、视频，包括文字也变成了微博，视频还有短视频，很多人对这个会有批判。我一开始也是批判，许老师纠正我，它在传播上肯定是有其优势，现代人接收信息的渠道早已不同。过去学习就是把一本书背下来，不整体也得整体。今天谁还会用背六经的方式？如今学生更关注“知识点”。他们不再追求系统掌握，而是先谈“点”，再谈“面”。许老师这本书里面绝对是一个网，它有线，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的点，这个点和线、面、网怎么结合？新媒体当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比如经济学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你的兴趣。

许纪霖：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经历，让我发现两代人是 “世仇”，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因为父亲一代永远是一个主宰者，儿子一代只有“杀死”父亲，才是他的成人礼，他才能成长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对老师一代是看不起的，总是要反驳他们，以此显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长。两代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世仇”的关系。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创造性地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国家不分大小、不论实力强弱，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共商合作大计。可以说，如同在阴霾中点亮一支火炬。

包括“岗位意识”，90年代讨论人文主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这个词在今天仍然有意义，你不能说我在传播的时候就“失位”了，在讨好当中，在刺激当中，在贩卖焦虑。只要有情绪的地方就有流量，这个我太清楚了，我网络玩得很溜，怎么有流量我太知道了。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一点我很骄傲。因为流量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你能够用流量控制你的粉丝，可是你在控制他人的时候，权力这把双刃剑也会反过来控制你。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插队到陕北，条件艰苦，举目无亲，青年习近平也曾迷茫。前辈给他讲起当年怎么依靠老乡，战斗在抗日前线太行山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