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建设高黎贡山/独龙江站,旨在以高黎贡山为中心,通过长期野外定位观测、资料积累和数据集成,聚焦中国跨境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跨境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东喜马拉雅与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及维持机制等深入开展全方位科学研究,目标是建成具有高标准、高质量和高影响力的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究平台,促进多学科交叉的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产出。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2025年6月下旬,榕江县遭遇了特大洪水,“村超”全国赛各省赛区纷纷展开爱心捐赠,将足球建立起来的友谊转化为助力榕江灾后重建的动力。数据统计,榕江洪灾期间,“村超”全国赛各省赛区共捐赠资金、物资(折合人民币)共计517.9万元。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邓小平同志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联合国8月11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1日在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驳斥美方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