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上官云)许多年前，在故宫博物院院史上，曾发生过一件大事，即“故宫文物南迁”。
在学术专著《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以李煜瀛、马衡等七位“掌门人”为线索，串联起故宫的变迁史，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抉择与担当。
书中，同样也讲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他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彼时，故宫博物院文物分5批向南迁徙，总计13427箱又64包。此后，文物又经历了一次“西迁”。
一次文物大迁徙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的侵华野心，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章宏伟说。
图片来源：章宏伟著《故宫掌门人1925—1949》
“当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文物外迁的重要性。”他介绍，故宫保存的档案中第一个建议故宫文物外迁的是湖南石门多奇云1932年8月的来信，多奇云就是个普通人。
1933年2月7日，第一列装满文物的列车从北京启程。章宏伟介绍，当时的押运负责人是院秘书吴瀛。
他说，不过，由于当时对迁出的文物存放于何处存在不同意见，因而第一辆装载着文物的火车，就那么在南京火车站岔道的铁轨上停了一个多月，才决定运到上海的租界保存。
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计13427箱又64包。此外，古物陈列所文物5414箱、颐和园文物640箱又8包8件以及国子监石鼓11箱也南迁上海保存。
“1936年，位于南京的文物保存库建成，那些文物又全部被运到这个库房里保存。”章宏伟介绍，这就是当时故宫文物向南迁徙的一个基本脉络。
向后方疏散
迁徙到南京保存的那些文物，并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情势日趋危急。
图片来源：章宏伟著《故宫掌门人1925—1949》
《故宫掌门人1925—1949》里提到，彼时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文物，又分三路向后方疏散。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奔波，开始长达10年的漂泊。
“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故宫文物西迁，当时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这次文物西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说。
其中，1937年11月19日，中路文物由水路起运，开始运往汉口。又从汉口渐渐上移，运到了宜昌，然后又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
章宏伟介绍，马衡随中路文物同行，每批文物的存放地都要亲自考察。后来，为了妥善存放文物，最后在距乐山城区20里的安谷乡，择定“一寺六祠”为存储仓库。
他在新书中写道，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宫博物院于1939年岁暮公布各项章则，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
“在文物迁徙过程中，不光是地方政府和军队，老百姓也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他举了一个例子：中路文物从重庆迁出，当地人把祠堂贡献出来，作为存放文物的地点。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自1933年2月首批故宫文物出京，至1958年9月大部分南迁文物北返，这些“国宝”在众人的守护下避开炮火烽烟，完成历时二十余载、行程数万里的迁徙之路。
图片来源：章宏伟著《故宫掌门人1925—1949》
在《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章宏伟对这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晰的介绍。这本书的创作历时近二十年，至于初衷，则要从他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时说起。
“20多年前，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我当时所在的紫禁城出版社接到了一部我们故宫前辈吴瀛先生的书稿，叫《故宫尘梦录》。”他很感兴趣，便自告奋勇来做责编。
从编这本书开始，章宏伟进一步学习、研究故宫的历史，并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写1925年至1949年间故宫七位“掌门人”的故事，以及相关院史。
为了写作，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许多考证工作，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书中插图也都尽可能地标注了日期。
“像1924年12月24日，这是故宫博物院故宫物品点查开始的历史性的一天。这一天的两张照片，不仅标注了日期，还标上了上午和下午。”章宏伟说。
之所以进行这样细致的考证和标注，是因为他认为，以往大家用照片的时候，都用的是下午那张照片，“对于开始点查故宫物品这样重要的时刻，我认为上午这张照片更有意义”。
章宏伟强调，在这本书中，自己希望如实呈现历史，呈现彼时故宫七位“掌门人”的经历，让大家感受到保护承载我们中华文明的故宫的“不容易”。(完)
【编辑:张子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