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在会上介绍，全国年均举办抗战主题展览500余个，超过6000万人次观众走进抗战遗址和场馆。96个抗战遗址和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和场馆成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这本书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精神的历史。这本书本身也在进化，它不是博物馆里的一本书，而是非常有现实关怀，关注现在的新媒体、Z世代，以及这些新问题跟以往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时代、社会、人和问题，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许老师很难得地能够把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许老师朋友很多，我观察到他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他有一种包容性，包容不同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认为，英国和法国官员的立场“相对建设性”，但他们愈发不满那些只愿让美国独自承担军事开支、自己却不肯掏钱的欧洲国家。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以军方称，其战斗机袭击了萨那地区胡塞武装高层人物聚集的一处院落，并称此次袭击是一次“复杂的行动”，尽管该地区有严密的防空措施，但以情报部门提供了胡塞武装集会的实时细节，使得此次袭击得以实施。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现场，同步举办的纳米科技产业展览，集中呈现了我国纳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一批亮点成果。
面对史无前例的“封城”壮举，总书记深情感叹：“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