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听取邓发汇报后，指示把在新疆的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尽快送回延安”。1940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过时，又特意嘱咐陈潭秋：“将党支部改成学委会，继续起战斗堡垒作用。”
当年9月，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叩问：“中国当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呢？”
王英豪记得店里曾接待过一只松狮犬。松狮犬的女主人说，小时候因为家里不让养宠物，女孩抱着买来的松狮犬来到放学回家路上的书店，询问书店老板能否帮忙养一阵儿。这一养就养了十几年，书店老板和女孩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到了松狮犬去世时，女孩在店里办完手续后，邀请书店老板晚上到家里吃饭。
靳东，1976年出生于山东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得“青年五四奖章”先进个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还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刚刚讲五四时期风气变了，白话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还在守着咬文嚼字的半文半白文字，年轻人要看吗？他们还总摆精英的谱，总是要教育人，“爹味”十足。所以他们办了《学衡》杂志，没有人要看，两百本都卖不出去，可谓一败涂地。
香港的抗战地位，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愈发凸显。曹二宝指出，日军入侵香港当日，毛泽东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东南亚)和东江撤退。”开启了震撼世人的“秘密大营救”。
我想谈的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所谓的网红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来谈可以谈很多。网红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类人，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评判体系是学院性的，通过学术、知识、体制或者同行评议，来评判你的价值。可是今天这个体系更多变成了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趟伐牢”的。更关键的是，其中涉及权力问题。知识分子其实很渴望权力，不是说政治权力，人都无法摆脱权力的网络。这种权力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的播撒，他要发声。
程衍樑：您在书当中做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是今天很多公众号讨论的：北京和上海。魔都和帝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您认为上海代表一元化的知识分子叙事，北京是一种二元化的，这个跟我们讲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