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密运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白春礼：纳米科技不属于单独的专一学科，它是与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生命科学等等都有关系，一些前沿领域的创新，往往是在交叉学科的碰撞之中才产生的。纳米科技的研究领域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领域，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应用。
牺牲不是结束。共和国的史册里永载她的功勋——“归国华侨的楷模，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国妇女的旗帜”、“中华民族英雄最光辉的典型”。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与战略性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动能。许多国家不再局限于原材料出口，而是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升级，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积极布局，寻求弯道超车的机会。这种多元化战略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传统风险，并在全球格局变动中找到新的增长点。
嘉兰惠采访过许多参加了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家称呼彼此为兄弟，视彼此为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家人。“我们应该捍卫这种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实现维护和平这一共同目标。”
后来，同乡亲们摸爬滚打干在一起，打井、打坝、修梯田、办沼气，真正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还自编了生产口号：“决战一九七四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面对牺牲同志的家属，一番话感人至深：“你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是祖国和人民的亲人，他们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每当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