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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与她所在的恒颐复健之家养老公寓相邻。依托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各种丰富的为老服务从养老院向外辐射，惠及周边社区老年人，包括为老年人开展了一系列医养结合项目。借此，汪唯一也跟着走进了社区，把康复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据《扬州日报》报道，这场特殊的体验，缘于今年8月高邮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的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会上，当工作人员询问外卖小哥有什么诉求时，在场的小哥们纷纷表示：“现在挺好的，没什么特别诉求。”

　　对西北城市来说，机场的作用尤为重要。西北不沿海，也没有内河航运。依托铁路和机场打造枢纽，形成开放门户，无论对区域还是全国而言，都具有经济与战略的双重意义。

　　体育文化想扎根？群众赛事有利于打好文化地基。比赛办到街头巷尾，体育的种子播撒到更广袤的大地上，无数运动“小白”悄然被“种草”。甘肃肃北“村BA”、海南文昌“村排”……家门口举办的赛事门槛低、参与度高，体育不再是屏幕里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快乐。遍地开花的群众赛事，润物细无声地增强了观众对体育的认同和热爱，也为职业赛事积累了潜在的路人粉和流量池。

不久前，衢州市教育工会工作人员高翔体验了外卖小哥的工作。据《浙江日报》报道，过了午餐订单高峰期，高翔看到快递驿站里虽然有沙发、凳子，但是数量有限，且容易被人员频繁进出打扰。“驿站能否增加一些休息间和行军床，让外卖小哥工作后能够有个安静休息的地方？”他一一记录问题和建议，向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