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层峦叠嶂、云深雾绕，如同1937年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中华民族到了被日寇铁蹄蹂躏、大片国土沦陷的最危险时候，阶级矛盾、党派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国之不存，谈何国事？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全体中国人民，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当蒋介石身穿戎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又称《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全国各党派代表、各民主团体代表、各界名人，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起立鼓掌，热泪盈眶。讲话后不到两个月，国民政府完成了军事部署调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正式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政治旗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数万件敦煌文物被盗运至海外。对其原因，《文物》进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全面分析了西方的掠夺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文物保护意识缺失等多重因素，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还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深入探讨敦煌文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并期待更多学者共同努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方面取得进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8月25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海关守护国门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成就。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在会上透露，“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增和扩大开放口岸40个，现在总数已经达到311个，基本形成了水陆空立体化、东中西全方位口岸开放布局。
“改造老宅时，我们融入徽派建筑马头墙的设计，还将顶层阁楼加装玻璃天窗，白天可观云，夜晚能望星。”周赟昀说，他们还将乡村民居的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比如拉线开关搭配简约吊灯、稻草墙搭配落地窗，在保留乡土气息的同时兼顾舒适性。
8月22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天津峰会是中方今年最重要的元首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之一。习近平主席将主持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和“上合组织+”会议，并分别在上述两场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
为了让城市“大脑”能够跟上城市的建设发展，福州新区“智慧大脑”还有一套城市更新机制。把三维模型做成“活地图”，一旦项目竣工或现场感知数据发生变化，平台自动触发模型更新，避免传统“一年一测”带来的滞后，让实景三维随时保持最新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