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李新良是山东莱阳人，1953年入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排长、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80多年前，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毁家纾难、支援抗战，通过国际声援、捐款捐物、物资运输、医疗援助等多种方式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侨机工的壮举，就是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刻见证。
刘畅（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解释：一个组织或器官就像一篮子混合了多种水果，比如苹果、香蕉和橙子。过去的常规测序技术（bulk-seq）好比是把这一篮子水果全部丢进榨汁机，打成一杯混合果汁。我们能品尝到这杯果汁的整体风味，检测出它的平均甜度，但无法知道其中具体有哪几种水果，更不知道苹果和橙子各自的味道。
步入美庐别墅的大门，“2.6万”这个数字赫然在目，那是共产党员死于1927年“清党”运动中的人数，其后五次“围剿”，更有无数共产党人死于国民党的炮火之下。读书时期的我，还不明白血海深仇下，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西安事变”中“放蒋归山”，也搞不懂对蒋介石的态度为何会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也想不通为何中共代表团会两次冒险来到美庐别墅谈判，直到我看到了另一个数字“3500万”——14年间死于日寇之手的人数，终于明白在大敌入侵、国难当头时，民族大义、党派利益，孰轻孰重？掂量自知。
李先生是牡丹江人。2024年8月，他在网上看到哈尔滨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招聘信息，递交了简历。老板很快联系了他，李先生试修了几张照片后，得到对方认可。双方约定好薪资和上班日期，李先生便在哈尔滨租了房子，为入职做准备。
乌鲁木齐不缺国际和地区航线。2024年，乌鲁木齐机场累计运营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共240条。其中，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与高加索地区三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全部通航，通航中亚航点数量为国内十大枢纽机场之首。
说干就干！几经询比，朱世龙与同事们商量后，购买了一批旋耕机、播种机、无人机。不久，井程公司培养出2个农机手和2个农业无人机飞手。2024年农忙季节，这批人力和设备投入到了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