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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此次美联储未选择更大幅度激进降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通胀的考虑。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通胀率攀升至2.9%,达到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鲍威尔提到,“我们必须在关注通胀的同时高度重视充分就业。”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留置期间,蔡燕蒙交代了自己通过向魏锋行贿,在违规拆迁安置中获利的问题。”代振宇介绍。在老百姓眼中,蔡燕蒙是当地出了名的“拆迁黄牛”,他通过非法购买待拆迁房屋、违章搭建等手段,获取不法利益,背后的重要“靠山”就是他的“干亲”魏锋。去年9月19日,蒙城县纪委监委对魏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对于如何处置及其可能的走向,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或准备对日交涉,或呼吁开战,或决定忍耐,或干脆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还有认为这将发展为“日俄之战”的(这一说法尽管今天看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却一直是当时国人思考未来发展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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