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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毛泽东在凭吊黄祖炎烈士时表示。

　　在会见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时，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表示，希望国泰集团发挥优势，和新疆共同运行好直航航线，不断提升吸引力和可持续性。着眼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拓展双方互利合作，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用好新疆区位优势，积极开拓中亚等区域市场，实现更大发展。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大札撒和天命观是蒙元对外征伐过程中的两大驱动力，它在征服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强硬不妥协政策。蒙古对外用兵的一般故事是先遣使“移书责以大义，谕以祸福”，若对方拒绝，以至出现囚、杀使臣等极端行为，便武力相加。蒙元使臣屡屡招致祸害，深层次的缘由就是不“臣服”即“毁灭”的这种强硬政策所致。

我们对蒙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往往会有一种大棋认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就有征伐世界的雄心，且有次第灭夏、金、大理、南宋而并一天下的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温海清教授长期从事元史研究，他在新出版的《混一戎华：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深入考察蒙元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诸多关键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对传统历史叙事进行反思与研究。他认为，蒙古的世界征伐并非出于成吉思汗的规划，实由其子孙逐步推进而来，最终藉由编史者依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政治需要，加以叙事处理。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他指出，在元史研究中应特别注意文献的倾向性叙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