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体现了他们的媒介自觉和媒体传统。与出版媒介联系紧密，随时展开思想论战与碰撞。这是拉美的特色，也导致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不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是在报纸上“战斗”。这些文章后来整理成书，写作方式被欧洲学界批评缺乏体系性，太讲求时效性。很多内容为报纸专栏，缺少长期考证和逻辑推演，由于多针对具体现象而写，时过境迁，外人难以理解。
三是着力打造开放融通的产业生态集聚地。市区协同建设高能级产业载体，以徐汇“模速空间”、浦东“模力社区”为核心，形成“一东一西、一软一硬”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如，“模速空间”聚焦模型生态，周边集聚500余家“AI+”企业；“模力社区”瞄准具身智能和垂类应用，集聚了AI企业近200家。提供全周期融资支持，以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市级人工智能母基金为引领，聚焦算力、语料等要素设立功能性子基金，联动区级基金打造“种子期”到“成熟期”的融资供给体系。
福柯讲了很多，比如社会如何通过人的自我规范来实现规训，似乎形成了一套文明的规训体制。但现在看来，世界已经不需要这样文明的规训方式。如今，所有的逻辑都被完全暴露，比如当下中东等许多问题，都赤裸裸地展现出一种传统帝国主义模式，这些机制不再以隐蔽的方式操作。
魏然：阿根廷学者爱德华多·格鲁内尔非常有意思，他写道，现在的批判思想和思想者主要有两类，有些人还在倡导融入全球市场（例如略萨），更多是鼓吹融入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描述。但是格鲁内尔说，说这些话好像资本很在意一样。他反过来说，我们左翼虽然做了那么多批判性的分析，资本其实也并不在意，这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去说这些问题，去尝试。有些我甚至会说是挽救，可大家明知道问题所在，却依然继续这样做。过去可能是不知道，现在是明知故犯，还是走向深渊。这是一个大的潮流，也是重要的前提。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脱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简单扩大需求，或者脱离消费创新发展趋势一味扩大供给，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供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只有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才能避免二者脱节，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魏然：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尤其是在苏东解体之后逐渐衰落。特别是在西方，大家就一下子不太敢直接讨论政治领域的核心话题，于是话题退回到了文化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然后你就会发现，政治真的很难讨论，因为一讨论政治，好像立刻就浮现出一些所谓重大政治领域的历史性悲剧或结构性缺陷，仿佛这些错误和缺陷都在讨论前提之中。接着，大家在文化领域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可以探讨、可以批判的地方，而且显得更加灵活。
深化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警示教育是有效的“清醒剂”，能够给人以当头棒喝、振聋发聩之警醒。近年来，全国各地方各部门通过创新完善教育形式、分层分类精准施教，不断增强警示教育的政治性、针对性、实效性。例如，广东省潮州市针对个别地区、部门出现的多任负责人“前腐后继”问题，实施“一个警示教育方案、一部警示教育片、一份剖析报告、一场警示教育现场会、一批可感可及整改成果”等“五个一”方案，重点抓好党政“一把手”警示教育。这些形式灵活、触及灵魂的探索实践，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用“案中人”点醒“梦中人”，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