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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领域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学领域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什么文学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不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包括经济,甚至历史,都是需要非常严谨、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的。当知识分子只考虑和粉丝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种“吸粉”的手段,原有那些专业的知识就带来了危机。
我现在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我只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是不是一场新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出现?这个白话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比如媒体语言。今天大家都要玩梗,还有新兴的音频、视频,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白话文呢?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来看看这个时代的变化。你能改变这个时代吗?改变不了,与其螳臂当车,不如就改变我们自己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能不能和这个时代和解?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据美国时政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白宫官员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乌克兰危机中所做的努力,同时试图在暗中破坏自美俄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白宫官员称,欧洲人不能一边拖延这场冲突,一边提出不合理的期望,同时还指望美国来承担代价。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美方正在认真考虑暂时退出外交斡旋,直到一方或双方开始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一名欧洲高级官员对美方的批评感到惊讶。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第一,一度被边缘化。过去大家一样穷,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嘲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段子,比今天的脱口秀还精彩。当时知识分子穷,社科院学者被嘲笑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