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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列车上，在旅客候车的火车站里，各种双肩包、小包等，由于体积不大，也很容易在经过安检时或者买票时被遗忘在安检口和售票处。暑运期间，仅在齐齐哈尔站候车大厅里，每天大约就能捡到旅客遗失物品40余件。

　　庐山层峦叠嶂、云深雾绕，如同1937年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中华民族到了被日寇铁蹄蹂躏、大片国土沦陷的最危险时候，阶级矛盾、党派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国之不存，谈何国事？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全体中国人民，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当蒋介石身穿戎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又称《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全国各党派代表、各民主团体代表、各界名人，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起立鼓掌，热泪盈眶。讲话后不到两个月，国民政府完成了军事部署调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正式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政治旗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庐山抗战博物馆内，有两张展图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参加国共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周恩来”，另一张是“第二次庐山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在下榻的仙岩饭店前合影”。两张照片中的周恩来，皆神态自若、豪情满怀，坚毅的眼神折射出实现国共合作、共御外敌目标的信心和决心。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背后是中共对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充分诚意和缜密考量。面对蒋介石嗤之以鼻的冰冷态度和蛮横无理的强硬态度，中共谈判团仍不失风度，努力争取两党合作。透过历史的橱窗，我愤怒于蒋介石拎不清民族大义和党派小利；我鄙视国民党企图放弃工农力量、仅仅依靠士族门阀抗日；我更赞叹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博大胸襟与历史担当。

　　兰州和乌鲁木齐之前都只有一条跑道，因起降架次多，乌鲁木齐一直是国内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扩建后可以极大缓解这几座机场的现有压力。

　　李凌云进一步指出，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是以试岗的名义还是其他形式，哪怕只是短暂地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只要存在用工行为，用人单位就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一旦劳动者在试岗期发生意外伤害，还会涉及工伤赔偿的劳动争议。”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日，印度北方邦一辆集装箱与一辆载有多人的拖拉机相撞，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约40人受伤。(总台记者 姚瑞昕)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