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本文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史料为中心，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其发生已经是9月19日了，因此大多数史料是从9月19日开始。
广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陈实表示，复合型人才培养已成为趋势。在此背景下，精细化培养将是未来人才培育的核心方向。人才培养模式或将逐步走向小班化教学、精准化定制与特色化培育，以更好适配行业对人才的细分需求。
在去年开展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评选中，中央企业共获奖109项，占全国同类奖项总数的一半以上，印证了科技创新国家队的实力。
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
张健细致查看老人身体，确认意识清醒、无显著外伤后，迅速确定了隐患源头——老人脚上那双不防滑的拖鞋。他们立即为老人换上防滑鞋，并蹲下身来，反复叮嘱老人：“跌倒后别急着起身，先喊人帮忙！”随后，工作人员联系家属，同步现场情况，并建议送医全面检查。一周后，老人家属专程来到驿站，将一面锦旗送到张健等人手中。“多亏你们反应快、处理专业，不然我真的不放心。”老人家属感谢道。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北京9月18日电 渥太华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加拿大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5%。加拿大媒体称，这是加央行今年3月以来首次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