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体系。例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指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等等，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半年后，林珍被分配到伤兵医院当护理员。起初只是打扫卫生、送水喂饭，慢慢地也学着给伤员洗伤口、换纱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纱布要反复使用，“纱布换下来后，我就拿去河边洗。”林珍回忆，春夏时还好，一旦入冬，血块在冷水里化不开，就要用手使劲搓，“洗完手就冻坏了，生了冻疮，又痛又痒。”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邓小平同志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虽然其在研究生产关系时也必然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并未在经济学意义上建立起关于生产力的完整理论体系。应当看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只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进入生产力领域，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构建新的生产力理论。
政策“接力”，释放红利。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推动一大批“硬投资”项目有序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第三批690亿元资金下达完毕，剩余资金将在10月下达。
今年36岁的李樟煜，已经在残疾人自行车项目征战多年。2012年伦敦残奥会，他第一次实现了残奥冠军梦。接下来，从里约到东京，再到巴黎，他带着梦想破风前行，每届残奥会都有金牌入账。据介绍，李樟煜获得的各类国际赛事奖牌已有50多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讲述，未成年犯罪有一个特点，好多人属于二进宫、三进宫，重复犯罪，他们当时出现一种趋势就是犯罪低龄化、手段成人化。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