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措施:一是创新构建综合帮扶体系。加强帮扶资源整合运用,建立质量、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要素集成的综合帮扶体系,为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提供四个“一体帮扶”,即“整车厂与供应链一体帮扶”“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一体帮扶”“过程控制与人员能力一体帮扶”以及“标准符合性与质量可靠性一体帮扶”。二是精准掌握企业帮扶需求。开展质量技术帮扶“你点我帮”活动,邀请雅迪、爱玛、宗申等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参加质量技术帮扶座谈会,收集帮扶需求,做到问需精准帮扶。三是有效解决区域产品质量问题。召开电动摩托车质量提升分析会,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等标准进行专业解读,结合电磁兼容(EMC)等典型质量问题案例提出整改策略。协同技术机构延伸服务链条,一体全面带动供应链质量帮扶,培育区域质量发展比较优势。四是服务企业提升“出海”能力。开展国际市场合规准入培训,讲解海外市场准入法规体系和测试流程,帮助出口企业掌握国际市场合规准入动态,妥善应对技术贸易壁垒。五是提升产品出厂检验检测能力。组织生产企业检验人员到技术机构免费实操培训、跟班学习,带动提升企业产品出厂检验水平。
21世纪初,浙江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仍然普遍,文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其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和国家,很难说是有真正实力的民族和国家”“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他还强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将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部署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比如,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2002年,习近平同志将西湖作为考察杭州的第一站。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又如,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2003年7月,他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他还曾两次到跨湖桥遗址调研。2006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跨湖桥遗址考察,指出深入研究跨湖桥文化,把跨湖桥文化发扬光大。2006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要情》公布了关于距今10000—9000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问题,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方向。
北京一中院副院长娄宇红表示,如果企业滥用竞业限制,对劳动者施加过度或不合理的竞业限制义务,将会严重阻碍人才自由流动,对劳动者再就业及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北京一中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坚持禁止滥用原则,树立平衡保护理念,让竞业限制回归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根本目的,避免竞业限制成为企业垄断人才的工具。
经他帮助,许多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走出了大山。残障少年小宇(化名)至今记得,胡叔叔送他的第一双运动鞋。“鞋底刻着‘逆风飞翔’。他说我和他一样,都是追光的人。”小宇说。
除此之外,还应完善网络素养教育的支撑体系,构建制度规范、网络平台主体担责、社会支持的立体防护网。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配套细则,明确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具体类型、判断标准和处置办法,完善网络暴力等违法行为的惩处机制。制度建设要避免“一刀切”,在“堵”与“疏”之间寻求平衡,在加强保护的同时,更应注重突出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构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鼓励网络平台开发优质教育内容,不断改善网络生态。社会组织、基层社区等可联合网络平台企业开展参与式、体验式实践活动,将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常态化文化建设内容。例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联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同建设“北京市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基地”,逐步探索出了微课堂、微视频、剧本杀、互联网法院模拟等多样化的网络教育资源,让青少年在实际体验中提升网络素养。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抗战时期,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延安对青年磁石般的引力。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为了心中的信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多达4万余人。
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美好图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正是源于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人们有着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向往。山河破碎时,在暗夜中,在迷茫中,在各种救国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为一个民族点燃了一盏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