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我想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包括前浪，我对“过程”有迷之信念。但我也要理解后浪，他们关注“点”，关注结果，包括他们超强的检索能力，这是我们不具备的。他们个个都是冲浪的高手，能在知识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拼凑成一篇论文。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联合庆州市政府和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陈日彪、庆州市长朱洛荣、议长李东协，庆尚北道副议长裴晋奭出席并致辞。庆州市商工会议所会长李相杰、前庆州市长李源植、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筹备支援团团长金相哲，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沈晓刚，庆州友城扬州市代表团一行及领区各界友好人士和侨学界代表等300余人出席。
程衍樑：胡适是特别好的样本。像您提到的，单看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或者作为学者角度，可能都有缺陷，或者和那个领域的顶级学者有差距，但从整体来说，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史是有缔造之功的，这是很典型的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学者最终都能在一个社会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
“这工作挺有价值感的。”王英豪说，随着择业观念和择业标准的变化，和他同辈的年轻人除了考虑薪资、环境等硬指标外，也会将工作意义、工作价值摆在择业的靠前位置。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在现场直播中，我们教村民如何利用AI工具生成视频。”团队成员周慧敏告诉记者，实践团将前期了解到的牛寨村的矛盾纠纷案例作为脚本输入，由AI匹配村貌场景和方言配音，产出接地气的普法短剧。
重重围困中，孤军作战的杨靖宇斗志更坚：“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