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消费者选择将小票收集起来，另做记录之用，又或者粘贴在手账本中作为装饰。但从健康方面考量，并不建议长期接触餐饮小票。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怎么学？深入学习党的自我革命思路、措施，结合问题、联系实际学。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每名党员都要扪心自问，通过学习教育有没有把党的作风规定融入思想和血液，有没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没有涵养“知所从来”的定力、保持“识其所在”的清醒、积蓄“明其将往”的自信。
有的人一开始非常激进地去抗争这种宿命，但很多人在中后期，由于现实的压力和文化上的努力达不到预期，慢慢变得保守，甚至有的人晚年又重新接受了欧洲文化。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所以，当我们面对拉美知识分子或者思想者的写作和观点时，有时候不能光挥起批判者的武器。我们也需要理解他们在文化教育传承中的复杂性和困境。
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在于，很多拉丁美洲的思想者其实是混血后裔，多数是白人后代，因为原住民基本上已经断了根，语言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多人从小接受的，尤其是那些能进行思想性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殖民者建立的教育体系，很多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化、隐形的文化基因。每当他们进行这样的写作和思考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剖析。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炼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文本。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反抗这种宿命，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另一家在设计外观上下足功夫的茶饮店，则是选择在小票上卷起了设计。不仅正面做了品牌风格的设计，背面也有中国风十足的精美设计，这也让它家小票和外包装袋一起成为了“美丽小垃圾”收集者们的硬通货。
阿拉木图人口近2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1000万人次；乌鲁木齐人口超过400万人，民航吞吐量规模在2700万人次。“新疆人均乘机次数更多，但乌鲁木齐国际旅客吞吐量不到阿拉木图的十分之一，国际货邮吞吐量更是阿拉木图的零头。” 李瀚明认为，换个角度，差距就是上升的空间。
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总统府，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