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此时适逢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宁粤对峙,大规模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正如学者金以林所总结:“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
光影艺术装置——“爱IN上海”以“摇晃手机生成象征爱与温暖的爱心图案,发送到大灯泡的各个屏幕上”为核心,在现代科技、光影艺术和市民参与下,营造出充满温暖与活力的互动空间。白天“爱IN上海”呈半透明艺术雕塑;晚上,则化身通透光影画布,画面如悬浮空中。
在她的工作台上,整齐码放着三本笔记本。担心事务繁多易遗漏,张健将工作细节全部记录在册:要送药的;需清洗油烟机的;需要修脚的,什么时间提交什么数据……完成一项就打钩。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中,还有不少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圆圈、叉号、箭头,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语言。
站在新的起点,王冠华对新疆法治建设有更深远的期待:“完善社会稳定法规体系,强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让每一起案件都彰显公平正义。”他建议推动“数字法治”建设,将5G、区块链技术融入法律服务,让帕米尔高原的牧民与乌鲁木齐的市民同等享受智慧法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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