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说一下杨权，杨权也是大家门第出身，他们庄坞杨家有御赐牌坊，但是他们这一户是破落地主。杨权也是我父亲带着参加革命的，他工作能力强，很快就当了县长，解放后又当了哈尔滨锅炉厂（一五计划“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党委书记，后来又支援三线建设，是东风电机厂（央企东方电气前身）党委书记。杨权跟我大姑是包办婚姻，我大姑只有一只眼睛，杨权一表人才，他对这个婚姻很不满意，建国后没有多久他就跟我大姑离婚了，但是他还是不忘旧情，每个月给我大姑寄10块钱，一直到去世。
又如，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中小规模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往往忽视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人口总量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要实现的任何人均指标，乘以14亿多，都将成为巨大挑战。比如，随着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牢中国饭碗的压力仍然较大；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必须付出更大努力；等等。这种超大规模难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库中找不到答案。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
北京大学西校门以北的鸣鹤园中，矗立着一座典雅端丽的两层高庑殿顶建筑——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这是大家来校参观时必去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来自山西太原的小学生李博楷同样惊呼：“有这么多以前没见过的陶器、石器，太长见识了！”
盖州市北海服务中心主任冯源说：“通过践行‘两山’理念，咱们严格按要求执行，自然环境好了，生活水平也上来了。我感觉这是最正确的、最高瞻远瞩的措施。”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数字化时代，技术赋能必不可少。杨勇提出，高校文博设施可通过建设智慧博物馆系统，实现馆藏文物的数字化孪生，观众既能通过AR设备获得沉浸式观展体验，又能通过知识图谱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也可借助大数据分析公众参观偏好，智能推送个性化导览内容，使高校文博设施真正成为滋养社会文明的重要源泉。
11日午后，记者驾车顺着乱石堆积的河道沿岸向山中驶去，山洪泥石流灾害留下的满目狼藉仍显得触目惊心。河道沿岸楼房的一楼有大半截遭洪水冲击，一些房屋倾斜歪倒；随处可见盆口粗壮的树木被巨石断成几截，七零八落地躺在河道乱石堆里；部分河滩被泥石流和乱石堆积隆起，近乎拉平了与河岸五六米的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