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苦瓜的苦味来源尚不完全清楚。以往的研究认为，苦瓜属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葫芦素，称为苦瓜苷，而在其他植物中尚未发现过苦瓜苷，还含有甾体皂苷类的苦瓜素，这俩都没毒，前者还被认为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潜在健康益处，后者则具有类蛋白活性。另外，苦瓜中含有的生物碱如奎宁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
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2025年8月4-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协定》A6.4监督委员会第17次会议在德国波恩召开。会上，监督委员会经过严格审议，正式认可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为《巴黎协定》A6.4碳信用机制(PACM)指定经营实体(机构编号0003)。
在苏州观前街古色古香的商铺间穿行，法国游客杜布瓦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购物。“以前会买小玩偶和便宜的纪念衫，现在更想带回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和第一次相比，杜布瓦的消费偏好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真丝、汉服、瓷器等，智能产品也成了必购选项，“中国产品的质量、设计和迭代速度都令人惊叹。”
已经收官的成都世运会龙舟项目，印尼龙舟队以3金2银的成绩成为最大赢家，还收获世运会史上第一枚龙舟金牌。印尼龙舟队教练苏利亚迪·穆罕默德透露，印尼龙舟队全由学生、警察等业余龙舟爱好者组成。因为热爱，大家日常训练十分努力。
关文斌笔下的盐商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在权力结构与制度缝隙中寻求主动性的经济主体。天津盐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策略性：首先是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盐商通过举办诗会、园林雅集、收藏艺术品，盐商不仅获取了文化资本，更借此打通与官僚、士大夫的社交网络。查氏家族的例子尤其典型：其园林成为学人荟萃之地，甚至赢得乾隆帝亲临赐字，最终助推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巩固了其社会资本（第四章）。其次是以社会服务作为谈判筹码。天津盐商在防洪、修路、设粥厂、助学、组建民兵等方面大量投资，其背后既有儒家“仁义”精神的驱动，更有以此换取社会声望与官府信任的现实考量。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民兵的防御作用甚至获得国家正式授勋（第五章）。再次，政治诉求的渐进提升。进入晚清宪政改革时期，盐商不再满足于非正式的影响力，而是直接参与地方咨议局、省级代表会乃至全国性政治组织，要求与官员“平起平坐”地参与财政决策。这种政治诉求的增长也导致了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在王贤斌案中爆发为“清廷与盐商之间的生死战”（第六、七章）。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长芦盐商的路径最“辉煌”也最脆弱。他们主动承担了公共服务（修城墙、建善堂、办书院、搞团练），在城市空间里几乎扮演了“准市政厅”的角色；然而，一旦国家财政告急，最先被牺牲的恰恰是这些与国家共生的垄断商人。相反，自贡盐商与四堡书商虽无耀眼的社会资本，却因远离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漩涡而更具市场适应性和制度抗压能力。
平衡本职与热爱，是大部分非专业选手所面临的难题。本届世运会首金得主、定向徒步项目冠军里卡多·兰坎来自瑞士，是一名机器人软件工程师。里卡多·兰坎说，他有一份灵活的工作，公司允许他在家办公。他每天训练两次，工作半天。参加定向运动可以为他的生活“打开新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