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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在欢迎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明年恰逢中比建交55周年。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和布鲁尔一样的比利时、欧洲友好人士来到中国、乐游上海，共同搭建联通中欧两地的交流桥梁。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我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许老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知识分子的转型，又不一样了。我刚刚讲原有学院体制的知识结构变成了一种人际关系，就是我要跟你搞好关系。这件事情挺可怕的，因为人和人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控制。本来我只为知识、为真理、为价值观服务，现在我变成为你服务，我要不要讨好你？要不要害怕被你抛弃？这个里面的真实、关注的焦点就发生了转变。

请许老师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前面您提到的五四那一代人，林琴南、吴宓他们和白话文运动的这批运动干将之间所谓的成败。我的想法可能跟一些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有一些人具备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网红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的人不具备这样一个改变的心态、勇气或者观念，这正好应和了您的书名，借助了您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分成不同的类别，至少是狐狸和刺猬两类，趁这个机会可以解释一下再版后用这个书名的原因，以及狐狸与刺猬背后代表的知识分子各有哪些不同的特质吗？

　　几年前，艾某忠在山西大同市出资设立某医院后，便盘算上了骗保“生意经”。他们到周边县区，以各类幌子四处吸引、招揽患者住院，还“动员”本医院的职工及家属“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