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傅英参加革命。1942年5月，日军对我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傅英带领战友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两个月内激战多次，终因身负重伤，昏迷战场，后被百姓营救。
对西北城市来说，机场的作用尤为重要。西北不沿海，也没有内河航运。依托铁路和机场打造枢纽，形成开放门户，无论对区域还是全国而言，都具有经济与战略的双重意义。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说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时，心中的力量感无以复加。人民军队方阵以最严整的军容通过天安门，各种世界顶尖的军事装备驶过长安街，中国雄风已然展现在世界面前。尤其是看到那些最先进的装备缓缓行进，真是令人振奋万分。有这样的人民军队、这样的装备，若豺狼来了，我们又何止有猎枪？那一刻，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也更期待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更多力量。
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从“新兵营”、延安及留苏归国干部中抽调130余人，分赴新疆行政、财政、文教等领域工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耿铎文说，他们立足岗位改良政治、革除积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推进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及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共产党在新疆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
当我站在观礼台上，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心中的自豪感无以言表。看到受阅方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我不禁热泪盈眶。受阅方阵斗志昂扬，各类先进武器装备组成的钢铁洪流与之交相呼应，仿佛一幅立体的国防画卷在眼前展开，震撼心灵，振奋精神。我们的欢呼声、掌声与装备的轰鸣声相互交织，每个人眼中都闪着激动的泪光。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恩伟大的祖国母亲，让中华各族儿女在盛世之下空前团结，让14亿人民共享太平。作为基层社区干部，我将把阅兵式带来的震撼与自豪化作工作的强劲动力，深深扎根基层，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里，用心倾听群众心声，用情解决邻里难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刘向晖介绍，抗战国际援华西北交通线由公路线、航空线、驿运线和红色国际交通线四条线路组成。公路线从阿拉木图经新疆到兰州，主要运输来自苏联的援华物资，在此基础上延伸到延安的红色交通线，保障我党人员能够在最安全便捷的情况下来往于延安和苏联之间。与公路交通同时开通的航空线主要运送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驿运线从列城穿越喀喇昆仑冰川到新疆叶城，然后到兰州，主要运输来自英美等国的援华物资。
论文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张庆红教授介绍说，冰雹天气具有时空尺度小、变化剧烈和可预报性低等特征，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中国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近期全球各国冰雹趋势的改变(多数地区冰雹大小和强度增强)被普遍认为与人类活动驱动的气候变暖有关，但由于缺乏冰雹的长期和一致性的观测，上述观点没有直接的观测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