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包括前浪，我对“过程”有迷之信念。但我也要理解后浪，他们关注“点”，关注结果，包括他们超强的检索能力，这是我们不具备的。他们个个都是冲浪的高手，能在知识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拼凑成一篇论文。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75年来，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互助、团结合作的典范。
当年在陕北的窑洞里，知青习近平就阅读过那些记录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著作。摊开图册，趴在炕上对照文章搜寻一个个不熟悉的异国地名。苏军将士“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我以前看李欧梵老师，他是哈佛的教授，他说他是狐狸型的，他也写过一篇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文章。他的老师是费正清，费正清放假的时候把学生叫到乡下的屋子里面，大家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种田、砍柴，累了之后跳到他家的池塘里面去洗澡，然后晒日光浴。
1941年，陈纳德率领一批美国青年飞行员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这支部队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飞虎队”。在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日子里，飞虎队累计击毁日军飞机2900余架、舰船44艘，歼灭日军6.6万余人。
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例如许教授这本书所代表的著书立说，在当下已显不足；还需课程、视频、播客等多元形式。当知识和新媒体结合，其内容形态也随之改变：原本体系化、系统性的整体知识，可能变成情绪化的表达。它不是面向知识本身，而是面向一种人际关系。我认为，知识现在面临的既是一场新的转型，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不是知识原来的本体，而是变成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北京8月31日电 “中国与俄罗斯：通向现代化之路(2025)”国际学术研讨会2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志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马卡罗夫发表视频致辞。
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