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李林之名，是华侨爱国精神的不朽丰碑；她横枪跃马的冲锋之姿，也是万千海外儿女面对国难，挺身而出、共赴危亡的永恒象征。在她身后，那些毁家纾难的倾囊捐助，那些奔赴战火的慷慨悲歌，那些曲折暗流中坚持团结抗战的海外声援……同样有着让人心潮澎湃的不朽。
当年在陕北的窑洞里，知青习近平就阅读过那些记录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著作。摊开图册，趴在炕上对照文章搜寻一个个不熟悉的异国地名。苏军将士“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在宣讲现场，一位老人因房产证缺失导致过户手续受阻，但不清楚如何补办。提供志愿服务的团队成员得知老人的困扰后，耐心协助老人通过“法法”获取解决方法。
钟自然出生于1962年8月，安徽桐城人，曾在原地质矿产部和原国土资源部工作多年，2014年任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
“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30日表示，加沙地带66万名儿童已因持续冲突连续第三年失学。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允许儿童重返学校、恢复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