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团带队老师刘艮表示，看到同学们把AI与法学相结合，能够真切感到他们把青春的论文写进田间地头的热情，这是最生动的学以致用。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在会上介绍，全国年均举办抗战主题展览500余个，超过6000万人次观众走进抗战遗址和场馆。96个抗战遗址和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和场馆成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刑事领域：消费者的行为还可能涉嫌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消费者通过AI伪造商品有问题的图片申请退款属于虚构事实，最终达到非法占有货款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之规定，消费者的行为如多次或者单次占有的货款达到3000元，明显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这工作挺有价值感的。”王英豪说，随着择业观念和择业标准的变化，和他同辈的年轻人除了考虑薪资、环境等硬指标外，也会将工作意义、工作价值摆在择业的靠前位置。
我刚刚讲到网红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他们重视情绪价值，重视叙事，重视人际关系的培养，这个拿到教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是什么？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关系的培养，包括我们讲传道授业，“道”是一条路，路是过程，是旅行。古往今来，教育的初心就是旅行，旅行就是组队打怪，组队过程当中，老师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是一个团队。以前老师是高高在上地往下灌输，今天不行。今天老师的角色更像是伴读，陪伴者，或者叫陪练，但是也要带一些向导，因为你对“路”更熟悉。我很喜欢“路”这个词，路不止有一条，学生很喜欢“点”，你也要跟他讲这个“点”到“点”之间的路，而且从一个 “点” 到另一个 “点” 的路不止一条，如果光注重结果，就看不到一条一条的路，而老师是有他的优势的，这也是一个面向思维的教育。今天不是面向结果，而是面向过程、面向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几年前，艾某忠在山西大同市出资设立某医院后，便盘算上了骗保“生意经”。他们到周边县区，以各类幌子四处吸引、招揽患者住院，还“动员”本医院的职工及家属“住院”。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