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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人的）思想植根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中国改革开放后，更多德国人关注经济机会，但对中国的研究（除汉学家之外）没有达到17至19世纪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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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马可：17至18世纪是中德首阶段的交流，主要基于对彼此的好奇心。德国文人和君主（莱布尼茨、歌德、腓特烈二世等等）认为中国皇帝和文人与他们有共同志向，是他们的“同心者”。那个时代欧洲还没有出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化冲突，不少文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他们学习亚洲文化时，几乎没带自私的民族主义思想。